【文/保罗·巴蒂斯塔，翻译/鲸生】
创建一种新的国际货币来替代美元，这件事到底可不可行，又是否值得去做？这个话题争议不小。很多人觉得这不可能，还有人觉得这不可取。但我属于少数派——我认为，这不仅可能，而且值得去做，甚至可能是非做不可。
关于创建一种新的储备货币，我写过不少文章，最早的一篇是两年多前，2023年8月发表在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当代世界经济》期刊上，题为《一种金砖货币？》。此后，我一直在完善这个构想。2026年4月，我完成了一篇更加系统、全面的论文（《地缘政治与国际货币——通往新储备货币的路径》，2026年4月，尚未发表）。
在这篇文章里，我会把这一构想的主要方面做一个概述。这是一条创新的替代性路径，当然需要接受批评，也肯定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纵观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国际货币史，扮演国际货币角色的，主要都是主权国家发行的货币。一种或几种货币，由各国的央行（或者像欧元这样由区域性央行）来发行和管理，在国际上流通使用。问题是，发行国的国家或地区性目标，跟别国的利益往往对不上。这就意味着，这种国际货币能恰如其分地服务于其他国家的利益，纯属碰运气。
事实上，我们需要的东西，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先例——一种不承担国内职能的纯国际货币。这一点我会在后文展开讲。不过在此之前，我会先快速扫一眼：当今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现成可用、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案？
抛弃现有方案
眼下摆在台面上的几个选项，要么不靠谱，要么不现实。
比如说，有一种可能是，继续凑合着使用这套由美元主导（欧元作为辅助）的体系。但这套体系对全球南方的新兴国家来说，并不适用。美元体系效率低、不可靠，甚至还挺危险。它已经成为一种用来搞胁迫和制裁的工具。与此同时，美国作为霸权货币的发行方，其货币、财政和金融根基越来越不稳，这一点已经越来越藏不住了。
那么，能否用其他北方国家的货币来取代美元呢，或者至少取代一部分？这条路子也行不通，至少大规模替换是不现实的。
欧元面临着跟美元一样的困境——它也同样被扭曲成了制裁工具。而且，欧洲的经济状况比美国还要麻烦。日元也有类似的问题。日元在国际上从来就没有扮演过多么重要的角色；再加上日本经济现在也萎靡不振，很难激发人们的信心。至于北方国家的其他货币，要么体量太小（比如瑞士法郎、加元、澳元），要么发行国的经济本身就问题缠身（比如英国）。
黄金的价格波动太剧烈，顶多能部分替代美元，作为各国央行和其他经济主体的储备资产。不过话说回来，国际储备（不管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的构成确实已经在变化了，毕竟目前存在对美元的普遍紧张情绪。结果就是，金价一路暴涨。
唯一看起来还具有部分可行性的方案，是人民币的大规模国际化。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人民币在世界舞台上的分量也确实更重了。但要让它在真正意义上替代美元，路还很长。而且，中国人自己对这件事也表现得十分谨慎。
为什么呢？这事说来复杂，我尽量概括说清楚。人民币要想实现国际化，至少得满足两个前提：一是自由兑换，二是愿意让汇率大幅升值。中国政府对这两点都很犹豫——而且犹豫得很有道理。就中国的情况来说，自由兑换本质上意味着取消资本管制。而资本管制恰恰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政策的核心要素，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功不可没。
至于人民币对外大幅升值，又会威胁到出口竞争力，而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活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再说了，中国正在经历着通缩（批发价格）和接近零的消费价格通胀，要是人民币大幅升值，搞不好会把经济拖进通缩陷阱，并伴随着引发衰退的风险。借用足球场上的一句话来说：一直赢球的队伍，干嘛要瞎换人？
退一步说，就算中国愿意、也有能力走人民币全面国际化这条路，依然绕不开一个问题：站在全球南方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无非是用另一种主权货币——人民币——来填补美元留下的空位。中国人民银行会取代美联储，人民币会部分或全部取代美元，中国会大规模发行国际储备资产。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可能还是会继续面临今天碰到的麻烦——无非是程度轻一点——因为问题的根源还在：发行方还是某个国家的央行，用的还是某个国家的主权货币。
2025年7月6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七次会晤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正式开幕。 彭博社
换句话说：创造一种新的储备货币，空间是存在的。任何方案（可行的路径不止一条）都会遭遇地缘政治上的阻力（主要是美国的抵制），以及技术层面的难题（要搭建一套制度和操作架构，让大家对新货币保持信心，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迎接这个挑战似乎已经是势在必行。原因之一在于，谁也不敢保证未来几年、甚至未来几个月内，西方资本市场不会再经历一场大崩盘——比如人工智能和科技公司的股市泡沫破裂。若是那一天真的发生，本来就已经虚弱不堪的美国经济和美元只会加速衰落。到那时候，所有人都会手忙脚乱地寻找对策。既然如此，不如现在就抓紧讨论替代方案，别再拖延。
一条潜在路径
那么，创建新货币的最佳路径是什么呢？
从理论上讲，一条路是用黄金来背书新货币，这也是部分俄罗斯经济学家提出过的思路。但据我所知，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解决这条路上的固有难题——最突出的之一就是：你如何能让一种新货币保持稳定，同时它的价值又跟一种本身波动就很大的资产（黄金）挂钩？也许这个难题有解，但就算有，至少我还没听说过。
在我看来，更好的办法是换一种背书方式。下面，我简要讨论几个最核心的方面。
谁来创建新货币？ 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下，只有一种可能——由一组全球南方国家来创建，大概15到20个国家，涵盖大多数金砖国家和其他中等收入新兴经济体。
那么这组国家能不能把发行新货币的权责交给某个现有机构呢？不行，没有一个现有机构能够高效、可靠地担起这份差事。
所以，必须创建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一家发行银行，它唯一的、专属的职能就是发行新货币，并让其流通起来。这家发行银行不会取代各国的央行，它发行的货币会跟发起国集团的各国本币并行流通，也跟世界上其他主权货币和区域货币并行。它只用于国际交易，不承担国内职能。不同于很多人常说的，它不是欧元那样的统一货币——欧元是由单一央行发行的单一货币，取代了原有的欧洲各国货币（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等等）。
怎么才能让这样一种货币成功呢？怎样才能让大家愿意广泛使用这种新货币？关键在于建立起信任。而信任，又取决于这个新的货币安排从制度上是怎么搭建的。
在我看来，最可行的路径应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保障：1）新货币在价值上要保持稳定；2）不得将其用作制裁或施压他国的工具；3）发行银行要有运营自主权；4）对新货币的发行量要设定上限；5）以发起国政府债券组成的一篮子资产作为新货币的背书。
对于上述五点，我尽量简明扼要地说一下。
第一点：新货币的价值基础
这种新货币会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来定值，篮子里的货币就是各参与国的本币，按加权平均计算。既然篮子里的所有货币都是浮动汇率或弹性汇率，那么这种新货币自然也是一种浮动汇率货币。各国货币在篮子里的权重，取决于该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在发起国集团总GDP中所占的份额。
可以预见，这种新货币的汇率会相对稳定。因为中国在集团中的占比至少能达到40%到45%——具体数字取决于最终参与国的构成——而人民币本身又是比较稳定的货币，因此人民币在篮子里的相对权重就能提供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此外，还有一个内生的稳定因素：篮子中既包含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货币，也包含进口国的货币，这两类国家正好处在大宗商品价格周期的两端，可以相互对冲。这些内生稳定因素还可以通过外生手段来强化——比如规定加权平均采用几何平均法，并且做对称截尾处理：那些汇率波动过大、超出预先设定范围的货币，就暂时剔除出篮子。
第二点：绝不用作制裁工具
新货币会有一份明确的承诺，就是不搞制裁。这就跟美元、欧元动不动被用来惩罚、讹诈别国所造成的巨大不确定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加上后面第三点要讲的发行银行的运营自主权，这项法律保障会更加牢靠。
年初，特朗普上台不久就扬言，要对试图去美元化的金砖国家征收100%的惩罚关税 社交媒体
第三点：运营自主权
如何保障自主权？给银行的行长和副行长相对较长的任期（比如五年），让外界知道这家银行不会轻易受到创始国政治干涉和外交运作的影响。这种自主权在几乎所有国际金融组织里都是标配。当然，这不能完全杜绝外部干涉，但确实有用。机构管理层当然要接受发起国委派的代表（通过理事会和董事会）的监督，要向他们汇报，接受他们的问责。但这种监督和问责应该走正常的制度渠道，而不是个别国家直接对行长、副行长施压。
第四点：发行量设上限
给银行发行的货币总量设一个上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滥发。这样一来，新货币就有了一个刹车机制，而西方国家和其他地区的货币目前是没有这个机制的。
不过，这个上限只是辅助工具。真正关键的是第五点——新货币的背书方式。
第五点：用政府债券篮子做背书
具体来说，就是建立一个由创始国和后来加入国的国债组成的资产篮子，作为整个体系的最终保障。发行银行将发行新储备货币（NRC）和新储备债券（NRB）。这些债券的利率会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们反映的是参与国国债的利率，而这些国家的利率普遍高于美元债和欧元债。新储备货币可以按1:1的比例完全兑换成新储备债券，而这些债券又可以进一步兑换成参与国国债组成的资产篮子。中国经济基本面扎实，人民币在篮子中的权重又高，这既有助于稳定新货币的平均汇率，也会让大家更放心它的背书。
西方的反应
当然，这个方案也有其软肋。我在刚完成的论文中对这些弱点做了详细讨论，这里限于文章篇幅不做展开。我只挑一个在我看来最严重的来说——即这项倡议可能招致来自西方的负面反应，西方很可能会对参与创建美元/欧元替代方案的国家采取威胁和制裁手段。
这样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西方正处在明显的衰落之中，行事反而比以往更加蛮横、暴力。
然而，我们需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难道我们要永远忍受西方自二战结束以来建立的这套货币金融体系吗？这套体系越来越运转不灵，而且已经被当成了地缘政治工具而反复滥用。还是说，我们要凝聚经济、政治和智力上的各种力量，想办法摆脱这个陷阱？
全球南方国家到底能不能扛起这个挑战，未来几年会见分晓。
